很遗憾以这种方式“认识”傅国涌老师。先是在前天看到微信推送的两篇关于与他交往的往事的分享，有些好奇他是怎样一个人。随后，不等我搜索，微信便给我推荐了许多悼念他的文章。你说我被算法捉弄了吧；但要推荐这些文章，它们首先得存在，事实上，它们来自许多不同的人——与他有交集的作家，出版他的书的出版商，他在“国语书塾”的学生，以及许多与他没有交往但敬佩他的人——追忆他的视角也各不相同。可见他的确在许多人心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。再加上那本讲述 1949 年中国知识分子的抉择的书的名字，我好像听说过，我就愈发对他——他的著作，他的思想，他的为人——感到好奇，仅两天过去，我收藏的纪念他的文章竟达 20 篇之多。
令我印象最深刻的，是他在 7 月 6 日——也就是他突发心脏病逝世的前一天——发的那条朋友圈。K1373 列车停运数小时、小伙砸窗给乘客通风的新闻，配上两个字，“开窗”。没有叹号，也没有额外的评论。从我这两天了解到的信息来看，傅国涌的风格就是这样：平静，但拒绝沉默。他用自己的方式说着他想说的话。“开窗”，说的当然不只是这列火车。他写《笔底波澜：百年中国言论史的一种读法》，写《大商人：影响中国的近代实业家们》，写《主角与配角：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》，讲述着百年前中国人“开窗”的尝试；他办“国语书塾”，提倡“与世界对话”，又何尝不是给孩子们的心灵开一扇“窗”。
他终年不到 59 岁，但在不长的人生中，他做了许多事。一些微信公众号文章和下面的一些评论提到了，在 90 年代，他三度身陷囹圄，原因也不难猜测。到了 00 年代，他以历史学者的身份复出，凭借《1949 年：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》《金庸传》《主角与配角》收获了大批读者，忽然成了公众人物。到了人们开始用手机看短视频的年代，他说他要办一个“国语书塾”，引领“童子”们阅读、写作、“与世界对话”。很突然，对吧？他的解释是，他 50 岁了，王国维说他“五十之年，只欠一死”，选择投湖自尽，他是“五十之年，只欠一生”，想要做些和之前不太一样的事，让他的人生更加完整。
当然，有人说他另有隐情：在 00 年代，“地北天南，不少机构请他演讲，他一度甚至成为电视台追捧的对象”（丁东语），可是后来他遭到了阻挠，转型其实是无奈之举。但无论如何，他是在用心办教育的。《给教育燃灯》《寻找语文之美》《寻找中国之美》，换作是 00 年代，你很难想象这些书的作者是傅国涌；但对于跟随他的那些和我年龄相仿的学生而言，他们那亲切和蔼、思想深邃的老师写这些书，是再合适不过的事。好的教育是播种——它会在将来生根发芽、开花结果。只可惜这“书塾”的创始人只陪伴了“童子”们八年——希望有人能继承他的“母语教育”事业吧！
出版人“老张”回忆了傅国涌人生中的最后几年——在东京写作和出版的几年。在“老张”的帮助下，傅再版了《1949 年》一书，出版了构思了 16 年的讲述《大公报》、商务印书馆、北京大学的《一报一馆一大学》。近年来，在日华人华侨的数量增加了许多，东京大学出乎意料地成为了中国旅日知识分子开讲的地方，秦晖，傅国涌，办“飞地（NowHere）”书店和“在场”非虚构写作奖学金的张洁平，都来了。（说起来，我知道这“在场”奖学金，还读过一篇获奖作品。这世界真小。）在东京开讲的日子里，他想必十分快活吧！哪怕在病痛缠身的时候，他还写了讲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在日本的中国人的《在东京重造中国》。这本今年 5 月出版的书成为了他的最后一部作品。
有人把微信公众号里涌现大量悼念傅国涌的文章称为“傅国涌现象”。这“现象”得以产生，一方面是因为傅国涌交游甚广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代表了我们越来越难找到的一类人——一类拥有理想、有良知，愿意为之说些话、做些事的人。看他发过的那些微博，你会感叹“这也能说！”。当然，世事凶险，他很难逃脱一些人的指责与谩骂，只是倘若有人找上门来骂他是“毒公知”，他还是会一笑而过，转身给孩子们讲那雁荡山的石头。